文明的邏輯：人類與風險的博弈

傳統以生產力定義文明進步的基準是以工業革命為界，認為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大增，世界文明才得以大力進展。然而這論述直接貶低了工業革命之前，人類所有作為對文明產生的意義。本書陳志武教授以其金融專業背景，說明「生存風險」才是人類文明背後發展的邏輯所在。

觀察中國歷朝各代外族侵擾邊界，大多時候是他們遭遇天然災害，生活過不下去才不得已為之。這時使用暴力搶奪還有活下去的機會，否則就必死無疑。透過考量風險這個因素，我們可以解釋定居農耕、迷信、婚姻、禮制、宗教…等行為與制度，雖然它們並沒有提升生產力，但是對人類對抗風險卻十分有幫助。

人類轉為定居農耕，大致上與面臨到地區性氣候風險有關。狩獵社會遷移距離有限，無法有效應對區域性氣候轉變，因此轉成定點耕種，將多餘食物保留至欠收時食用實是必然。這過渡實質上也將人類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。在狩獵社會，以女人為主的母系社會與一妻多夫是最好對抗風險的方式。畢竟男人出外風險高，一妻多夫可以提高下一代被養育成長的機率。但到了農耕社會時轉而以男人體力活為主要指標，再加上私產的建立，部落間的鬥爭增多，都使得父系社會走入主流。

迷信本身雖是科學尚未普及時，大眾解釋未知現象的手段，但它實際也帶來了穩定社會道德秩序的功用。比如我們會說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便是在法律不健全時，一種趨使人向善，讓民眾減少道德風險的手段。迷信在某些方面也有穩定心理層面，令人表現更出眾的功用。比如職業選手在比賽前特有的動作、手勢，有些棒球投手刻意不去踩邊線即是一例。

迷信行為組織化之後轉變成了宗教，除了繼承使人向善的功用之外，如猶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這種一神教還負有教友在遭受生活困難時幫人一把的責任，這等於是令參與教會的人可以進一步降低生存風險。由於教會在人民福利方面擔當有重任，也是他們欣欣向榮的關鍵，因此教會本身在面對現代國家的福利政策中，往往是擔任反對的角色。

而婚姻，一開始實際上是為了降低生存風險與應對權力而產生，愛情在婚姻之中根本不是考慮對象。成群妻妾保證了傳宗接代的穩定性，也可以「養兒防老」。農耕社會對人力需求大，因此「重男輕女」。對小孩無條件地付出，為的就是老了無法耕種之後，還能夠生存下去。另一方面，婚姻也是權力擴張以及消弭戰爭的一種方式。中國各朝代將公主嫁給塞外民族，中世紀歐洲各國家之間的政治聯姻，甚至是現代商業公司之間的婚姻，往往都是這一類。

上述的這些制度，都是過往為了應對風險而產生，反應出來的就是人類因暴力而死亡的比例愈來愈低。它們並沒有提升生產力，但卻令人類對風險有了更佳的控管。在近代社會，金融制度愈來愈健全，法治也愈來愈齊備之下，過往的一些文化觀念也一直在改變。在保險制度的健全之下，大家不必再養兒防老，因此婚姻之中愛情成了主要考量對象，就算結了婚也不一定要生小孩。金融信用制度的健全，讓借貸成了一種跨越血緣的普遍行為，更令傳統宗族走向式微。

本書所強調的是，人類各種行為、制度的建立，其背後的邏輯不完全與生產力，更可能是與風險息息相關。由於世界各區域面對的風險不一，因此文明的發展也有了先後，甚至現今仍有過著傳統狩獵採集的部落。可以說風險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，也印證了人類真的不能過得太舒適，否則就會不思進取。

而隨著文明的演進，傳統的自然風險，在制度健全之下，已經轉為人造風險。金融雖然令受自然風險的傷害降到最低，但由此產生的人造金融風險，卻影響更廣大、深遠。自然風險有其區域性質，但在全球化貿易之下，金融風險卻是影響全世界的。2008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即是一例，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，結果卻是全世界受害。各國家受害程度也不一，往往是開發中國家受創最深。先進國家應對的方式是使用行之有年的財政干預措施，但對金融機構的注資推升了金融產品的價格，卻是僅有此類商品擁有者才能受益，這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，2020 美國新冠肺炎危機也是如此。以往快速縮短貧富差距四騎士之一的「大瘟疫」（其它三個是大規模戰爭、暴力革命、朝代更迭）在這次卻成了加大貧富差距的工具，這也漸漸地催生了民粹主義的再崛起，令人不禁想到美國 1929 年的大蕭條，導致了希特勒在 1930 年代的崛起，最後發生了二戰。

人類文明對於風險的調控，至今仍是一個進行式，相信也不會有終止的一天。所有的制度建立，都是在面對不可預期的風險之下，將它變成可調控的因子。因此要講文明的演進，其背後邏輯就必需考量風險。這也是本書所要講述的主軸。